方济各的非凡之处,并不在于他推翻了一切教规,而在于他改变了“说话的方式”。在一个长期将痛苦隐藏在沉默中的机构,他让人们开始说话。他以一种温柔而坚定的姿态,引导教会面对真实世界中的复杂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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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在马来西亚成长的天主教徒,我常常感到信仰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张力。教会对离婚、LGBTQ+权利和性侵案件的传统立场,似乎越来越脱离我们这一代人的现实。直到教宗方济各的出现,这位来自阿根廷的耶稣会士、第一位“南方世界”的教宗,点燃了我们对一个更包容、更具同理心教会的希望。
天主教会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宗教机构之一,全球信众超过十亿。它的结构以教宗为核心,教义严谨,变革缓慢。然而,自2013年当选以来,方济各改变了教会的语调:他强调仁慈而非审判,对话而非教条。对我们这一代年轻信徒而言,这一点意义重大。
他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全球范围的神职人员性侵危机。在澳洲、英国和美国等国家,大量教会内部的性侵事件的揭露以及长达数十年的掩盖行为,严重损害了教会的公信力。澳洲枢机主教乔治·佩尔(Cardinal George Pell)曾因性侵指控被定罪,尽管后来被推翻,他的案件仍震动了整个天主教世界。英国的儿童性侵独立调查也揭示了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数千起指控。
在马来西亚,尽管天主教徒是少数群体,但宗教权力滥用的问题同样存在。在穆斯林占多数的社会背景下,这种现象更加微妙。例如,近期涉及GISB控股的性侵丑闻,以及长期争议的童婚问题,都凸显当一种宗教在文化上占据主导地位时,宗教机构往往更容易逃避外界监督。
方济各教宗勇于承认教会过去的错误,并推动改革,让高级神职人员,包括主教,也必须为性侵行为或掩盖行为负责。他要求全球教区建立申诉机制。这不仅是行政上的变化,更是一次道德觉醒。
他还重新开启了许多“禁区话题”的讨论。天主教会视婚姻为圣事,不仅不承认离婚,未经宣告婚姻无效的再婚者通常无法领圣体。神父和执事的职务仍只限男性(执事是介于平信徒与神父之间的教会职务),同性伴侣也无法在教堂内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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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济各没有改变这些教义,但他选择倾听。他在2013年说出那句广为流传的话:“我是谁,能去评断他人?”他接纳离婚者和LGBTQ+群体参与教会讨论。他的语调更具牧灵关怀,而非传统式的排斥。
在我看来,他最具突破性的行动之一,是呼吁各国政府废除对同性恋的刑事定罪。在一些天主教徒占多数的国家,如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和东欧,同性恋仍是非法的。虽然他没有改变教义中对同性婚姻的立场,但他以教会的权威,明确表示应保护LGBTQ+人群的基本人权。这是以基督教“怜悯为本”精神发出的强烈讯号。
他也大力推动环境议题。2015年,他发布了通谕《愿祢受赞颂》(Laudato Si’),首次将气候变化框定为道德问题。他指出,环境恶化和社会不平等息息相关,呼吁全球领导人与信徒一起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这在受教育关注气候变化的年轻信徒中,引起了强烈共鸣。
教宗还改革了教会高层的人事任命。他提拔来自全球南方的枢机主教——包括海地、蒙古,甚至印度“贱民”群体中的神职人员。这不仅是象征性举动,更是将教会权力中心逐步移向信徒日益集中的地区。
当然,方济各的改革之路并不平坦。保守派批评他“稀释”教义,甚至传出教会可能出现分裂(即“异端”或“离教”)。进步派则对他未全面推动女性圣职或祝福同性婚姻感到失望。但正因他保持中间温和的立场,才得以吸引许多曾对教会冷漠的年轻信徒。
在宗教议题高度敏感的马来西亚,宗教包容性的举动往往极具风险。但方济各赢得了跨宗教、跨政治光谱的尊重。马来西亚政府委派掌管法律与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阿莎丽娜及企业发展与合作社部长依温班尼迪出席他的葬礼,未引起国内保守派反弹,足见其人格魅力和全球声望。
方济各的非凡之处,并不在于他推翻了一切教规,而在于他改变了“说话的方式”。在一个长期将痛苦隐藏在沉默中的机构,他让人们开始说话。他以一种温柔而坚定的姿态,引导教会面对真实世界中的复杂议题。
如今,天主教会步入“后方济各”时代。他所播下的种子未必立刻收成,但在无数渴望信仰与现实并行的年轻人心中,他已经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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